20世紀后半葉以來，許多國家包括發(fā)展中國家和發(fā)達國家政府都不同程度面臨信任危機的挑戰(zhàn)，各國政府都面臨著一些困境：一方面，政府在經濟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另一方面，政府遭遇嚴重的信任危機，政府公信力呈大幅下降趨勢。政府公信力下降對政權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影響，遠遠超過赤字危機與績效危機的影響。政府信任下降已經成為國際公共治理領域的共同現象，也成為全球面臨的共同難題。當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政府公信力下降趨向非常嚴重。據美國全國選舉研究會的調查結果顯示，美國政府公信力自20世紀60年代就一直處于下降趨勢，1964年有76％的美國公眾信任聯邦政府；在歷經石油危機、經濟衰退、財政困境和抗稅運動之后，1980年出現了公眾信任的第一個谷底，僅有25％的公眾仍信任聯邦政府；而到1995年，公眾對聯邦政府的信任程度跌到15％，州政府的信任度也下降到23％。近年的民調結果也顯示，美國不同種族、不同性別、不同收入水平的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均在下降。不僅美國，而且英國、加拿大、西班牙、日本、意大利、挪威、瑞典等國家也面臨著相同問題，公眾對政府和主要政治制度的信任感一直在下降。英國每年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做一項民意調查，調查結果表明，超過一半以上的英國公眾認為，政府機構的管理和領導水平很差，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低且存在欺騙和腐敗等現象，公眾抗議政府政策決定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傳統(tǒng)中對精英的推崇已被正在興起的懷疑主義所取代。日本的報紙和民間調查組織自20世紀中葉以來進行的多次調查表明，大多數被調查者對日本政府運作方式很不滿意。近年，日本頻繁不斷的“金權政治”帶來的嚴重后果就是日本政治丑聞的頻發(fā)，再加上緩慢的民主化進程，使日本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急劇下降。2012年全球政府信任遭受史上最嚴重的驟降，在愛德曼公司全球信任調查中的29個國家里，有17個國家不信任政府在做“正確的事”，有12個國家的政府信任低于公民對于企業(yè)、媒體和非營利組織的信任，成為公民最不信任的組織類型。

 

　　由于傳統(tǒng)政府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顯現、公眾參與空間有限、新媒體時代政府所作所為容易被曝光和放大、政府治理難度不斷加大等因素，我國政府公信力整體上也呈現弱化趨勢，并且未來面臨的挑戰(zhàn)會更加嚴峻。這一挑戰(zhàn)首先體現在地方政府。一些地方政府執(zhí)政能力下降，甚至出現“塔西佗效應”，部分民眾對政府的言行失去信任，政府不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說假話、做壞事。諸多社會沖突事件的爆發(fā)警示我們，官民對立和仇官仇富現象突出，“政治不信任”是當前中國政治生活中必須直面的問題。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各級政府都在積極尋找解決的辦法。具體來說，我國各級政府公信力水平是不一樣的，存在所謂“差序格局”：行政級別較高政府的信任度高于行政級別較低政府的信任度，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也就是說，中央政府公信力高于省級政府，省級政府高于基層政府，基層政府公信力最低。

 

 

　　為擺脫困境，西方國家以提升治理能力為目標，圍繞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這些改革措施對于西方國家政府公信力的提升起到了顯著的作用。具體而言，西方國家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提升政府公信力：

 

 

　　西方國家20世紀70年代以后實行的公共服務改革運動是以公民為中心的，指導和支撐這一改革運動的主要有兩種理論：其一是以企業(yè)家政府理論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理論，其二則是新公共服務理論。1992年，美國的奧斯本(David Osborne)和蓋布勒(Ted Gaebler)合作出版了《改革政府》(Reinventing Covernment)一書，這本著作的出版標志著企業(yè)家政府理論的誕生。該理論強調管理的自由化與市場化，認為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并不存在重要的差異，通過行政改革進行自我解構，全面引進私營部門的管理模式，是政府改革和發(fā)展的方向。概括而言，企業(yè)家政府理論的政策主張大體可歸納為以下10個方面：(1)政府的職責在于掌舵而不在于劃槳，應發(fā)揮好政府的催化作用；(2)政府應善于授權，鼓勵公眾和社區(qū)參與公共管理，而不是事必躬親；(3)政府應將競爭機制引入公共服務的供給當中，從而構建一個競爭性政府；(4)政府關注的應當是目標和使命，而不應被繁文縟節(jié)所束縛，因為手段和過程均是為目標的更好實現而服務的；(5)政府應以結果和績效為導向，資金的投入和撥付也應以績效的好壞為依據；(6)政府應堅持“顧客”導向，要像企業(yè)對待顧客那樣去關注、回應和滿足公眾需求，這樣才能贏得公眾的支持；(7)政府應當具有強烈的事業(yè)心，提高效率，減少浪費，增加收益；(8)政府應具有足夠的預見性，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而不是等出現問題之后被動地療傷；(9)政府應通過分權化改革來實現不同層級之間的有效協(xié)作，而不是一味強調建立在科層官僚制基礎上的強制與命令；(10)市場機制能夠在政府管理中發(fā)揮出重要作用，諸如合同外包(Contracting-out)、憑單制(Vouchers)、產權交易(Property-right Transaction)等均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企業(yè)家政府理論明顯區(qū)別于韋伯提出的科層官僚制理論，是公共行政學說沿著管理主義這條道路發(fā)展中取得的一個重大成果。20世紀90年代美國克林頓政府上臺后，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重塑政府”運動，提出要建設一個“花錢更少、辦事更多”的高效率政府，這場改革運動的理論依據就是企業(yè)家政府理論。不過，企業(yè)家政府理論也遭到了持有憲政主義觀點的學者的批評，因為政府不同于企業(yè)，公眾也不同于顧客，企業(yè)家政府理論在強調效率的同時，卻很容易忽略正義、公平、民主等終極價值理念?；趯ζ髽I(yè)家政府理論的反思和超越，新公共服務理論誕生了。2003年，登哈特夫婦(Janet V.Denhardt & Robert B.Denhardt)出版了《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The New Public Service：Serving，Not Steering)一書，這標志著新公共服務理論的誕生。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在信息社會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公共服務的價值必須置于企業(yè)家精神之上，打破“政府僵局”或“難以治理”，解決“公共需求”與“政府能力”失衡的途徑，在于建立具有良好整合力和回應力的公共機構。該理論的主要觀點包括：(1)政府的服務對象是公民而不是顧客，政府將服務對象視為顧客，這意味著政府是為了實現自身的目的去滿足服務對象的需求，顧客需求并不是政府行為的最終來源，而政府將公民作為服務的對象，則意味著政府行為的動力最終來源于公民的需求，滿足公民需求本身就是政府行為的目的；(2)政府的目標不同于企業(yè)的目標，企業(yè)的目標在于實現利潤的最大化，政府的目標在于最大程度上實現和維護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相對于私人利益而言又包括更為豐富的內涵；(3)政府不同于企業(yè)家，行政官員更注重的應當是公民權，而不是企業(yè)家精神；(4)政府制定政策應具有遠見和戰(zhàn)略眼光，著眼于公共需求的滿足，政策的執(zhí)行則要充分吸納公民的參與，努力增強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責任感與能力；(5)政府承擔的責任是多樣化的，并不僅僅表現為對某一類行為主體的責任，也不僅僅表現為對某一個公共事務管理領域的責任或對某一個績效考核制度的責任，因此并不能將政府責任簡單化處理；(6)相對于生產效率，人才是最終目的，政府應善待公民和公務人員，尊重他們的需求，承認他們的價值，培育他們的公共精神，增強他們的公共服務動機。

 

　　新公共服務理論有著與新公共管理理論不同的價值觀念，前者以憲政主義為導向，更加強調公民權利的實現與維護；后者以管理主義為導向，更加強調能夠提高效率的管理方式與運行機制。不過，不論是企業(yè)家政府理論還是新公共服務理論，有一點是一致的，即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應堅持以公眾為中心而不是以政府為中心。堅持以公眾為中心的結果是公眾需求得到更好的滿足，以及公眾滿意度的提高，而公眾滿意度的提高帶來的又將是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在西方國家的公共服務改革運動中，政府將公民視作消費者或顧客，“公民中心”“顧客導向”等觀念可謂深入人心。比如，英國于20世紀90年代初實施了著名的公民憲章運動。1991年梅杰政府上臺后，不久便公布了《為質量而競爭》這一政府白皮書，并在內閣辦公室成立了公民憲章小組，努力將公共服務逐漸轉化為合同制而不是官僚制。之后，公共組織和公共機構在明確公眾應當享有的各項權利的基礎上，制定、公布并實施了一套明確的服務標準，這些公眾享有的權利和相應的服務標準總稱為《公民憲章》。到1998年，英國的公共組織共制定了42項公民憲章，諸如納稅人服務憲章、病人服務憲章、旅客服務憲章等，這些均涉及重要的公共服務部門或民營公共服務。另外，行政部門也制定了若干憲章，如就業(yè)服務處的求職者服務憲章、稅務局的納稅人服務憲章等。通過公民憲章運動的實施，英國政府明顯提高了公共服務的績效。

 

 

　　西方國家在強調公共服務以公民或以公眾需求為中心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公共服務質量的提高與改進，從而改善公眾對政府的態(tài)度。因為只有高質量的公共服務才會產生理想的公眾滿意度以及良好的政府公信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判斷，也要以公眾需求的滿足程度作為依據，能夠有效滿足公眾需求的公共服務，才是高質量的公共服務。而政府要保證提供的公共服務能夠適應公眾需求的變化，就必須對這種變化保持足夠的敏感性與回應性，及時對公共服務作出必要的改進?；谶@種認識，西方國家實行了公共服務質量運動，在這一運動中，政府采用了標桿管理(Benchmarking Management)、全面質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流程再造(Process Reengineering)等管理方法或管理模式。就標桿管理而言，它從字面上來講指的就是以某個設定好的標桿為目標，不斷超越標桿水平的管理模式。標桿管理在企業(yè)管理中的應用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最初吸收了博弈論的理念，將同行、競爭對象作為超越的標桿，進而不斷尋求突破，后來也發(fā)展出了自我超越的內容。美國的施樂公司是實行標桿管理的先驅，美國通用電器公司(GE)第八任總裁韋爾奇(Jack Welch)提出的“數一數二”市場原則也體現出了標桿管理的思想。20世紀80年代以后，標桿管理在追求更高績效的愿景下被應用于公共部門的管理實踐中。公共部門標桿管理是指公共組織通過瞄準高目標，不斷超越自己、超越標桿、追求卓越，成為強中之強的組織創(chuàng)新和流程再造的過程。標桿管理模式注重的是對既定績效目標的不斷突破，通過樹立假想的參照標準，刺激管理實踐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就全面質量管理而言，它強調以質量為中心，強調以全員參與為基礎，強調全員的教育和培訓，是對傳統(tǒng)質量管理的超越，將組織的所有管理職能均納入了質量管理的范疇。就流程再造而言，它主張打破傳統(tǒng)的職能界限和分工局限，強調協(xié)調與合作的重要性，提倡對員工的授權，注重對信息技術等先進技術的運用。全面質量管理與流程再造最初也是產生于工商管理領域，后來被應用于公共管理領域，以改進公共服務的質量。

 

 

　　腐敗的實質是用公共權力來滿足個人私欲，從而導致政府公信力的缺失，甚至會引起政府的合法性危機。腐敗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這一問題對于政府履行公共職責的能力構成了極大侵蝕。比如，越南戰(zhàn)爭期間，不管是南越還是北越的軍隊均抱怨官僚腐敗阻礙了他們的軍事努力；冷戰(zhàn)時期，“抨擊官僚”綜合征流行于美國、蘇聯，有關行政腐敗的事例被媒體熱烈炒作。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腐敗形式已經制度化，諸如“baksheesh”“speed money”“dash”等均被認為是與官員腐敗行為相勾連的普遍方式。在美國，“門”這一詞綴成了政治熱門名詞，專門用來代指與政治有關的腐敗行為，如“水門”“伊朗門”“白水門”“檔案門”等。這種世界范圍內的行政腐敗現象之所以出現，背后有著深刻原因，主要在于公共行政官員手中掌握著重要的資源分配權，這種資源分配權誘發(fā)了一些官員的尋租(Rent-seeking)動機，也使得一些營利性組織企圖通過與政府官員的非法交易來謀求不當得利。不論怎樣說，腐敗都是對公共信任的背叛?？傮w來講，公眾對于政府的信任具有三種不同的類型：一是基于制度的信任；二是基于特征的信任；三是基于行為的信任。拋開基于制度的信任不說，不論是基于特征的信任還是基于行為的信任，都建基于政府的良好“品格”之上。一個缺乏公共精神與服務意識的政府是公眾難以容忍的，一個腐敗盛行的政府更是公眾所不能接受的，這樣的政府無疑會被打上品格不良的烙印。相關研究表明，官僚主義作風和腐敗是削減政府公信力的兩個最主要因素。比較而言，美、英等國家的腐敗問題并不是很嚴重，不過，在政黨選舉等方面，這些國家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腐敗。為提高政府公信力，它們一方面對腐敗采取嚴厲的治理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增強相關的法律制度約束、強化行政司法控制以及完善社會輿論監(jiān)督機制等；另一方面則努力加強對政府公共精神和服務意識的塑造，使政府行為建立在良好的道德基礎之上，從而樹立起一種美好的道德形象，增強自身的名譽與親和力。20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家開展了道德基礎運動，力圖引導公務人員樹立良好的道德觀念、價值標準與行為準則，由此來促使公務人員的行為不脫離道德的規(guī)范，以達到重塑政府公信力的目的。道德基礎運動的主要內容包括：(1)明確規(guī)定政府公共服務應具備的核心價值；(2)構建行動的標準，將特定的價值理念植入政府的行動當中；(3)優(yōu)化環(huán)境，避免出現脫離既定價值標準的不當行為；(4)嚴格制度，加大對不當行為的調查和審查力度；(5)加強對政府道德與反腐敗政策的協(xié)調與管理；(6)對政府的道德管理行為開展績效評估。美國卡特政府執(zhí)政后，出臺了一系列以加強政府道德建設為要旨的法案，諸如《美國政府倫理法》《政府行為道德法》《官員道德標準法案》等。這些法案的出臺標志著美國政府在治理腐敗領域發(fā)生了理念上的轉變，之前主要強調單一的技術性規(guī)定，之后則更為注重公務人員自身的道德建設。這種轉變較為有效地實現了法律與道德在治理腐敗當中的結合，既體現了法律的嚴謹性，又體現了公務人員自身道德追求的普遍性，從而有利于保障政府及公務人員的廉潔性。

 

 

　　政府的透明公開與政府公信力是息息相關的。為構建透明政府，西方國家普遍大力推行電子政務，促進政府開放，加強公眾對政府及其運作模式的了解。在美國，克林頓政府推行的“重塑政府”運動就十分強調政務的透明公開，讓公眾知曉重塑政府運動所要實現的目標和完成的任務，以共同推動這項運動的開展。實際上，西方國家政府大都制定了信息的公開目錄，對于不具有保密要求的政務資料和信息，往往會主動向社會、公眾公布，同時，在法定范圍之內，公眾也有權依據程序通過申請來獲取相關的政務資料和信息。此外，政府也十分重視與公眾之間的互動關系：一是提供更多的施政反饋渠道來回應民意，如聽證會、懇談會、咨詢會等；二是通過不同的方式來加強與公眾的日常聯系，這些方式諸如市長熱線、政府開放日、電子郵件等。在政務不公開和缺乏公眾參與的情況下，公眾對政府績效的認知難免會摻入更多想象與誤解的成分，從而影響到政府公信力。就西方各國的情況來看，信息社會的到來和互聯網的發(fā)展既為政務公開與公眾參與提出了相關要求，又創(chuàng)造了有關條件，因此可以說，政務公開透明和擴大公眾參與是時代之需，這種趨勢不可阻擋。

 

 

　　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陷入了嚴重的管理危機，由管理危機又導致了信任危機，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干預過多，承擔了許多自身力不從心的事務，使得市場與社會的積極性無法有效發(fā)揮出來，管制行政暴露出了越來越嚴重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影響廣泛的放松管制改革運動，以規(guī)避管制行政的種種弊病。人們之所以普遍支持放松管制，除了認為管制本身成本很高外，還有四點理由：一是自由市場比政府管制能為社會提供更大的效益。此觀點主要針對市場代理型管制、保障市場功能發(fā)揮的管制或勞動就業(yè)方面的管制。二是執(zhí)行法律便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不需要在法律之外施加更多的行政管制。三是私營部門本身具有很大的自我管制潛能。比如，許多公司、社團雇用安全檢查員，并主動地維護工作場所的衛(wèi)生與安全。四是公眾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替代政府發(fā)揮出有效的監(jiān)管作用。比如，如果政府要求企業(yè)公布其產品和服務的有關安全性、健康性的信息，公眾就能起到檢查員的作用。放松管制與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密切相關，因為政府公信力的提高要求政府績效的持續(xù)改進，而放松管制是改進績效的一種重要途徑與方式。放松管制與管制是相對而言的。顧名思義，管制包含著控制、管束等意蘊，意味著政府運用嚴格甚至煩瑣的規(guī)章與制度對企業(yè)、社會等主體進行直接的干預。所謂放松管制，就是要使政府從繁雜瑣碎的事務中解脫出來，減少對企業(yè)和社會的直接干預，進行職能的科學轉變與權力的優(yōu)化配置，釋放出市場與社會的活力，更好發(fā)揮市場機制與社會力量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積極作用，實現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者的職能均衡。在西方國家放松管制的實踐中，政府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放松管制運動得以蓬勃發(fā)展。比如，美國里根政府上臺之后，從航空業(yè)開始，大幅度解除了對電信、航空、鐵路、貨運、農業(yè)、發(fā)電和輸電、金融、銀行系統(tǒng)等的管制，全面取消了市場準入的禁令。在安全服務領域，也引入了市場規(guī)則與機制，出現了民間保安公司代替警察部門部分職能的狀況，甚至還出現了公司化的監(jiān)獄。公司化的監(jiān)獄通過向政府司法部門競標和市場機制來承擔管理犯人的職能，到1996年，全美公司制的監(jiān)獄和看守所約有170家。資料顯示，僅僅由于解除管制美國每年就節(jié)約500億～700億美元。當然，放松管制并不意味著政府無原則地推脫責任，借著市場化與民營化的名義來不恰當地減輕自身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壓力。這樣的話，放松管制改革本身就走向了異化，不僅無助于政府績效的提升，反而嚴重損害到公眾對政府的評價。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致力于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政府運行成本、增強公眾滿意度，開展了績效改進運動，其主要做法是建立以績效為導向的制度。二戰(zhàn)后，美國歷屆政府都十分關注績效問題，政府績效成為政府管理的主要問題之一。1960年，艾森豪威爾政府提出并實施了計劃—方案—預算系統(tǒng)；1970年，尼克松政府提出并實施了零基預算(Zero-Based Budgeting)；1980年，卡特政府提出并實施了目標管理和質量管理。這些改革的目的都在于提高政府績效、有效配置公共資源，但效果不甚理想。1993年(克林頓政府時期)，經美國國會通過，《政府績效與結果法》出臺，這一法案對政府績效改革的目標作出了明確規(guī)定：(1)關注結果，聯邦政府必須全面地為績效結果承擔責任；(2)基于對績效結果的預期，明確政府行為的目標，強化對政府行為效果的評價，并向公眾適時公布評價的結果；(3)以績效和結果為導向，努力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服務質量，增強顧客的滿意度和政府對公眾的責任感；(4)及時為聯邦官員提供關于項目結果和服務質量的信息，以利于他們制定績效改進的計劃；(5)努力提供更多的關于績效目標實現情況的客觀信息，服務于國會決策，以利于改進聯邦項目的實施效果；(6)提高聯邦政府內部各個機構相互之間的績效管理水平。此外，對于政府績效管理的具體內容和方式途徑，該法案也作出了明確規(guī)定，涉及各聯邦機構的戰(zhàn)略規(guī)劃、年度績效計劃與年度績效報告的制定、管理責任與管理彈性的提高，以及政府績效管理的實施進程等。從推行《政府績效與結果法》的實際情況看，克林頓政府采取了循序漸進的做法。從1993年法案的頒布開始，大體上每年都會將改革向前推進一步，以下是改革的軌跡：績效評估試點(1994年)→管理責任與管理彈性試點(1995年)→提交戰(zhàn)略規(guī)劃(1997年)→績效預算試點(1998年)→提交年度績效計劃(1999年)→提交年度績效報告(2000年)。美國的這一改革共歷時7年，直到2000年法案的全部內容才在所有的聯邦機構中普遍實施。再如英國的“雷納評審”，這項改革開始于1979年，具體由雷納爵士領導的“效率工作組”負責。雷納為首相撒切爾夫人的效率顧問，“效率工作組”設在內閣辦公廳?！袄准{評審”的主要目的在于通過提高經濟效率來降低公共部門的開支和運營成本，具體辦法表現為對作為被評審者的政府部門的運作情況進行全面、系統(tǒng)地調查、研究、審視和評價，評審者由此發(fā)現問題、提出質疑并提供改革建議，之后將這些形成報告并遞交給被評審者，在評審者與被評審者達成共識的基礎上，最終由被評審者落實改革措施。經過持續(xù)數年的努力，英國建立了較成熟完善的績效評估與管理機制，廣泛運用于中央、地方各層級的政府部門和其他諸如學校、國民保健等公共部門。除了美國和英國外，根據經合組織的統(tǒng)計，20世紀90年代以來，政府績效改進運動也波及其他西方國家，諸如德國、法國、丹麥、芬蘭、挪威、荷蘭、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等。

 

 

　　雖然我國的行政體制與西方國家不同，西方國家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途徑也各有差異，但是它們的實踐和經驗，對于我國行政改革以及政府公信力的提升，無疑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西方國家在進行政府改革的過程中，政府通過強調公共部門對公民的責任，通過提高公共服務的滿意度，從而增強了公民對于政府的信任。而我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大力推行公共服務的主要動因是出于政績考慮，公共服務供給的數量和質量還難以滿足公眾的現實需求。許多地方政府為了盡可能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往往忽略了長遠規(guī)劃、規(guī)范運作、適當投入等要素，其結果必然是公共服務效率的低水平趨同，公共服務質量自然難以令人滿意。珍妮特·V.登哈特和羅伯特·B.登哈特指出：“對于公務員來說，越來越重要的是要利用基于價值的共同領導來幫助公民明確表達和滿足他們的共同利益，而不是試圖控制或掌控社會新的發(fā)展方向?！闭卜諔敵浞煮w現公共精神，遵循公共生活改善和公共秩序建設的價值取向。政府公共服務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是公共服務對象——公眾的滿意度，而不是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和組織自身的被認可度。政府應當將自身視為服務者，確立人民至上的行政理念，以人民群眾的需求作為服務的出發(fā)點，形成以服務為核心的政府行為導向，通過開展“政府開放日”“市長接待日”等活動，構建政府與公民的良性互動關系。政府應堅持社會公眾需求導向，提供多樣化和人性化的社會公眾服務，建立嚴格的政府服務質量標準、規(guī)范服務流程、保障服務品質，積極主動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達到為民、便民、利民的目的，加快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步伐。

 

 

　　借鑒西方國家普遍開展的道德基礎設施運動的經驗，在我國，應重視公務員行政倫理建設，提升其職業(yè)道德。一方面，強調倫理價值、倫理觀念的提升和道德內化作用，開展倫理教育和倫理培訓，加強公務員倫理能力建設，目的在于塑造公務員正直的人格，使其以職業(yè)道德和公務員行為規(guī)范嚴于律己；另一方面，強調公共服務倫理的外部控制和他律作用，以法律和制度作為規(guī)范服務倫理的基本途徑，讓行政人員堅守道德底線，嚴格遵守紀律法規(guī)，增強拒腐防變能力，確保公務員隊伍的純潔性、廉潔性。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也是政府工作的立足點，要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強化警示教育，樹立正確的權力觀，達到“照鏡子、正衣冠”的目的。

 

 

　　政府過程是從宏觀上展現政府行動的實現過程，政府過程對于政府公信力至關重要。公開是政府的本質要求和職責，政府過程公開透明有利于從程序上獲取公眾的支持與認同，從而使其更加信任和依賴政府。促進政府過程公開透明主要包括促進政務公開和擴大公眾參與兩個方面：一是政務信息公開是政府開放的第一步，即政府主動向社會、公民公布非保密的相關政務資料和信息，包括預算公開、重大事項公開、重大決策公開以及公民依法提出的公開事項等。新媒體時代，政府更應該主動公開政務信息，同時要消除政府運作的神秘主義。政府運作公開透明，能夠打消公眾的疑惑和猜測，化解社會轉型中的不穩(wěn)定因素。政府運作的公開性、透明性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公眾對政府公信力的感知和評價，有利于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提高政府公信力。二是尊重公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政府要主動創(chuàng)設平臺和渠道，擴大公眾參與公共治理的空間，健全民意咨詢的制度安排和配套機制，讓公眾更多地參與公共服務的決策、監(jiān)督和反饋過程，有利于增強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提高政府公信力。在政策決策過程中，必須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可邀請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以及社會中企業(yè)代表、專家學者、公民代表等參與，以取得多方共同認可；在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對涉及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問題，可通過召開民眾質詢會等方式，集中進行政府與公眾之間的雙向溝通；探索民意評價機制，主動創(chuàng)造條件，讓公眾來評判政府工作。

 

 

　　西方國家在政府管理中實行了績效評估等技術方法，圍繞和致力于績效改善來提高政府公信力，通過公共部門的績效管理來提高政府運行的效率、效益、經濟性和公平性?？冃Ч芾砼c評估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潮流。我國實行十幾年的地方政府績效評估效果并不明顯，績效評估很大程度上是為保護政府形象而存在的，必須轉變這種觀念，促使政府績效評估著眼于解決政府職能轉變，推動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借鑒西方經驗，應制定一套統(tǒng)一的績效評估指標體系，這一體系既要科學反映政府績效的基本內涵、主要原則，又要體現不同層級的特點和要求，以全面準確地反映各方面績效和業(yè)績狀況。要建立健全多元的政府績效管理和評估機制，提高政府績效評估的公民參與度與社會公信度，拓寬民眾參與監(jiān)督與評估政府績效的形式與渠道。將績效管理與表彰獎勵和追責問責相結合，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實行嚴格的問責制度，不斷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現代社會，政府的職能更加強調公共服務，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既要滿足量的需求，又要達到質的標準，還要實現提供服務均等化的要求。雖然各級政府負責提供公共服務的具體內容有差異，但及時、便民、快捷、依法提供和人民滿意是對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最基本要求。應進一步完善與優(yōu)化公共服務供給，不能只定位在公共財政的支出上，也不能只講服務意識和責任，還要強調提供更好、更多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完善公共服務的績效評價體系。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結果指標中，服務公眾指標應占有較高的權重，從而促進公共服務的均衡與公平發(fā)展。

　　作者：薛瑞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