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一夜春風來,千人萬人微博開。”微博火了。不管是話癆、愛玩的人、媒體人、意見領袖,還是政府官員、娛樂明星……幾乎各行各業(yè)的人都轉場到了同一個地方:微博。
據(jù)中國互聯(lián)網絡信息中心(CNNIC)7月19日發(fā)布的《第28次中國互聯(lián)網絡發(fā)展狀況統(tǒng)計報告》,截至今年6月底,中國網民規(guī)模達到4.85億,微博用戶數(shù)量以高達208.9%的增幅,從2010年底的6311萬爆發(fā)增長到1.95億,成為用戶增長最快的互聯(lián)網應用模式。而且微博的快速發(fā)展還可以與其它傳統(tǒng)媒體進行對比,數(shù)據(jù)顯示,一種傳播媒體普及到5000萬人,收音機用了38年,電視用了13年,而微博只用了14個月。
作為信息溝通和傳播的寵兒,微博已成為網絡問政的利器。自去年6月四川成都市政府首開政府微博后,云南、浙江等省政府及相關部門也開通了微博。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僅人民微博、新浪微博、騰訊微博三大微博平臺上,目前就已經有具備一定粉絲規(guī)模且信息發(fā)布頻率較高的活躍黨政機構微博3500多個、官員微博2000多個。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和官員進駐微博,表明“微博問政”在集納民意、體察民情、發(fā)揮民智方面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采用“微博”這種形式對時政發(fā)表消息、意見和評論,有四大突破:一是突破了時空界限,各地網友可以在一天24小時的任何時間參與;二是突破了文化差別,無論初中學歷還是博士學歷,只要有閃光的片言只語,都可參與;第三是突破了參與路徑,可以通過手機、電腦桌面、瀏覽器隨時參與;四是突破了傳播方式,微博可以產生“核裂變”效應,形成信息的高速大范圍傳播,可以讓每個人都發(fā)揮過去只有媒體才能發(fā)揮的作用。
然而,不容忽視的是,與微博即時、廣泛、互動的傳播優(yōu)勢構成鮮明對比的是,當前大量政府部門和黨政官員,在微博時代面臨著如何說話、如何管理、如何宣傳的問題。而且當微博得到網民的追捧、一呼百應之際,也對政府的決策、溝通、處置乃至公共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考驗。
這方面就連在“中國微博元年”的2010年就已開始在闖蕩微博“江湖”的“伍林”俠客伍皓都險些難以應對。伍皓,曾任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現(xiàn)任紅河州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因為在微博上敢吃螃蟹,他被媒體形容為“集試水者和先驅者于一身,合媒體記者和政府官員于一體”。他的微博開通一個月就擁有近6萬名粉絲,但隨后,就遭遇了網友的大量圍觀、媒體追訪,在非議與罵聲中,他當時所編織的“圍脖”僅生存了1個月零10天。而他現(xiàn)在的微博,也是在摸爬滾打后才重新開張的。
與伍皓當初觸手不及相類似的是,一些官方微博在開張大吉后就難得更新,或者干脆成了“空殼”微博,例如被網友曝光的“南京市體育局”微博,除了開博一句話,至今再無博文發(fā)布,粉絲們失望之余紛紛炮轟其“不干實事”。此外,還有一些政府官員因為不懂微博還鬧出了大笑話,前不久江蘇常州溧陽衛(wèi)生局局長錯把微博當作QQ和MSN之類的即時通訊軟件,在網上與情人玩曖昧,鬧出了在網上現(xiàn)場直播自己調情和開房的笑話就是一例。
這些事件都說明,在“無微不至”的新媒體時代,知情、參與、表達和監(jiān)督已經從紙上的權利走進公民的現(xiàn)實生活中,公開透明也應當成為各級政府和各部門的執(zhí)政共識。因此,即便政府部門想回避網絡民意的監(jiān)督也是不可能的。更何況,如果政府部門和有關官員也打算玩一玩微博,想在民意溝通和信息公開方面有所創(chuàng)新,那就更需要先摸清一下微博等新傳媒的“江湖規(guī)矩”。否則,在網上“不會說話”,或者在熱點事件出現(xiàn)后失語缺位,就會遭受大量的“板磚”質疑,而且會造成黨和政府的形象大量折損。
這方面已經有非常深刻的例子。“華南虎”、“躲貓貓”、“釣魚執(zhí)法”、“宜黃強拆”,“替誰說話”等等,這些借助媒介迅速躥紅的符號提醒我們:今天政府在治理的方式和理念方面,已經處處面臨著媒介的挑戰(zhàn)。因此,如何運用好媒介,及時補充和更新政府部門的新聞素質觀念已是非常迫切的。
據(jù)報道,為了適應微博時代對執(zhí)政者提出的新的要求與挑戰(zhàn),微博等新媒體已經被列入中央黨校的培訓課程。而在北京、浙江、廣東等地,微博已經成了各級官員的“必修課”。7月31日的《人民法院報》也以《浙江103個法院院長上“新聞素質”課》為題報道了浙江法院系統(tǒng)在提高新聞執(zhí)政能力、回應群眾關切方面的努力。
筆者以為,這是一個主動的、可喜的變化。因為面對社會轉型、體制轉軌、思想轉變,無論是解說政策、疏導情緒,還是溝通思想、促成共識,都需要政府來主動引導媒體設置議題,求同存異、凝聚力量、推動工作。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中央領導強調媒體是治國理政的重要資源和手段。
認識到媒體是治國理政的重要資源和手段,這對于我們做好法院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各種利益引發(fā)的矛盾增多,并大量進入司法程序。有些當事人民主意識、權利意識增強,但法治意識、義務意識淡薄,一旦其要求得不到滿足,往往會對法院和法官產生怨恨情緒,有的甚至鋌而走險,公然暴力抗法。這些事件一旦被傳播或歪曲,就像惡性病毒一樣將產生極大的發(fā)酵、傳染作用,引起一系列不良的連鎖反應。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強化新聞執(zhí)政理念,把握時機先聲奪人,充分運用媒體提高司法形象和司法公信,弘揚社會正氣、通達社情民意、引導社會輿論、疏導公眾情緒。
所以新形勢下,法院如何增強宣傳工作的針對性、實效性,如何主動設置新聞媒體和人民群眾感興趣的議題,做到在重大問題上不缺位,在關鍵時刻不失語,在熱點問題上不遲鈍,做到既能夠充分滿足人民群眾的知情權需求,又能夠引導社會正確認識法院工作的發(fā)展與進步,就成為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
在這種意義上,筆者以為浙江法院系統(tǒng)的培訓,為新媒體時代法院補好“新聞素質”課帶了個好頭。我們相信,輿情不是敵情,不管是傳統(tǒng)媒體還是新媒體,都是社會的預警器。它對熱點事件、敏感問題的反映和關注,眼前或許會讓一些地方一時難堪,但對于我們準確全面地體察民情,保持頭腦清醒,將大有益處。從長遠來說,對維護人民群眾利益、推動社會進步也是利莫大焉。
因此,當我們意識到媒體特別是微博等新媒體蘊含的巨大力量時,主動積極地補好“新聞素質”課,學會熟悉、關注、引導和駕馭各類媒體,應當說是當前每個法院的必修課。而且從另一個層面講,媒體作為黨政和司法部門與民眾溝通的渠道,相關部門如果能夠從中真正地廣開言路、擇善而從,對各種訴求做到常態(tài)化的及時處理,也許就可以讓群眾“多上網,少上訪,不上路”了。而這本身也是知民情、解民憂、暖民心,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一種工作體現(xiàn)。